自首与立功制度作为我国刑事量刑体系中“宽严相济”政策的具象化体现，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制度性的正向激励，诱导犯罪分子从社会对抗转向司法配合。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的侦查与诉讼成本，更在法理层面反映出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削减与人身危险性的降低。
（一） “自动投案”的认定基准与法理透视
自动投案的法理本质，在于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归案前，出于本人意志的驱动，自愿将人身置于司法机关的物理或拟制控制之下，并以此表达接受审判的真实意志。这种“主动性”和“自愿性”是区分自首与被动归案的红线。除了典型的亲身向司法机关投案外，司法解释通过“视为自动投案”的制度安排，将自首的制度红利扩展到了更为复杂的归案情境中。在判定这些非典型投案时，必须坚持实质审查原则，重点剖析行为人是否真正达成了“接受审查与裁判”的合意。
1. “形迹可疑”情形下自动投案的认定逻辑
在巡逻盘查或日常临检中，区分行为人属于“形迹可疑”还是“犯罪嫌疑”，是判定自首能否成立的前置难点。从法理深度审视，“形迹可疑”是一种基于常理、常情产生的臆断性怀疑，它依赖于侦查人员的职业敏感度，而非明确的证据支撑；而“犯罪嫌疑”则必须锚定在特定的人、事、物关联之上。这种界分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事实根据，以及这种根据是否足以将被告人确定为具体案件的嫌疑人。
这一逻辑在司法实务中通过对比机制得以确立。在刘某华抢劫案[1]中，刘某华深夜狂奔虽引发了民警对“此人可能作恶”的泛化怀疑，但民警当时并未掌握具体的抢劫线索。此时刘某华的主动交代，对于司法机关发现犯罪具有“拓荒式”的决定性意义，故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反观张某等抢劫、盗窃案[2]，当警方搜出路径不明的手机且发现被告人身体受伤流血时，怀疑已具备了明确的物理指向，即“犯罪嫌疑”已然确立。此时被告人的交代更多是迫于证据压力的被动妥协，其行为丧失了投案应有的自愿性。认定此类投案还需考察证据的“不可解释性”。如果在盘问现场已达成了“人赃俱获”的状态，且该物品（如违禁品、带有血迹的凶器等）足以令正常人合理怀疑其涉及具体犯罪，那么此时的交代就失去了主动性，不应认定为自动投案。
2. “送亲归案”情形下投案意志的传递与阻断
“送亲归案”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伦情感与法治秩序双重维系的尊重。认定此类情形为自动投案，核心在于确认亲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被告人意志的有效延伸。首先，亲友的送首行为必须以“交付审判”为明确目的。在吕某明故意杀人案[3]中，亲属联系公安并非为了让其归案受审，而是试图通过“说明情况”来撇清涉案嫌疑。这种动机上的偏离导致其行为不具备投案的本质属性，即便亲友将其送至公安机关，被告人也不能被拟制为自动投案。
其次，被告人必须在心理上达成“同意”或“默许”的合意。典型的“陪首”与“送首”应当包含被告人主动提出或在教育下接受投案建议的过程。赵某锋故意杀人案[4]提供了正面判准：赵某锋在潜逃中主动联系亲属，并明知亲属报案而保持位置不变，这种“能逃而不逃”的配合，实质上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投案意愿。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亲友采取捆绑、强制手段将嫌疑人送往公安机关，或者嫌疑人在抓捕过程中存在拒捕、反抗行为，则即便亲友有“大义灭亲”之举，亦因被告人缺乏主观自愿性而不能认定为自首，仅能作为量刑时的酌定从宽因素。
3. “现场待捕”情形中投案意图的推定与边界
“现场待捕”是对自动投案条件的适度放宽，旨在鼓励犯罪分子在瞬间冲动后能够及时止损。认定该情形需满足“明知报案”、“主动滞留”与“接受控制”三个维度的严密论证。在“明知”的判断上，司法者不应泛化推定，必须有确切证据证实犯罪分子“知道”或具备合理依据判断有人报案。在韩某仁故意伤害案[5]中，韩某仁询问他人是否拨打120并得到肯定答复，虽然120主要为医疗急救，但基于120与110的联动常识，可以推定被告人具有“警务介入”的合理预期，其在现场等待的行为体现了归案的自愿性。
而在“滞留”的性质上，必须强调意志的自由选择权。只有在具备逃跑条件的前提下，被告人基于真实意愿选择留下，才能体现出自愿投案的性质。如果是因为伤重无法移动、醉酒失去意识或者被现场群众重重包围而被迫留在现场，由于其归案已具备客观上的“必然性”，不应认定为自首。此外，滞留必须是为了接受有效控制。如果在警察到达前就地隐匿（如冯某明在酒店4层杀人后，更换衣服隐藏于酒店3层一房间内，在民警排查至该房间时谎报身份，被发现手上有血迹时才承认杀人，不具备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是自首）、变换服装，或者在抓捕时谎报身份，其行为已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性，不符合自首的诚实性要求，不能认定为现场等待型自动投案。
4. “确已准备去投案”中意志连续性的判定
“确已准备去投案”是自首制度中最具争议的弹性地带。由于投案行为尚未完成，司法者必须寻找足以支撑其主观意图的客观表外化证据，防止该条款沦为逃避制裁的辩解工具。认定“准备投案”要求意愿必须具有“连续性”与“排他性”。例如，正在准备交通工具、向亲友告别或书写详细的交代材料等。然而，这种意愿必须经得起时间的动态考验。
在赵某正故意杀人案[6]中，赵某正虽有书面情况说明，但在随后两天的窗口期内非但没有投案，反而实施了转移财产等规避制裁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断裂证明其最初的投案意愿已被新的犯罪逃避心理所取代。司法判定要求投案意志必须是一以贯之的，任何在产生投案意愿后又因犹豫不决或改变初衷而导致“被动归案”的情形，都不能因其曾经有过的心理闪念而获得自首的评价。通过这种严谨的筛选，法律确保了自首制度的奖励仅给予那些真正具有法治归依感的行为人。
（二）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
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后，必须辅以如实供述，方能证明其悔罪诚意的真实性。这一要件体现了自首制度“以宽促改、以宽促侦”的本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如实供述的判定不仅涉及客观事实的罗列，更涉及对主观心态、交代时机以及证据关联度的深度考量。
1. “未如实供述主观心态”情形下自首的认定 根据《自首和立功解释》，如实供述的对象是“主要犯罪事实”。在刑法理论中，犯罪事实绝非仅指物理层面的动作，主观要件作为犯罪构成的核心维度，同样属于主要犯罪事实。[7] 行为人对自己罪过形态（故意或过失）的交代是否属实，直接决定了定罪的性质与刑罚的幅度。
在实务中，必须严厉甄别“对行为性质的合法辩解”与“歪曲事实的虚假供述”。依据法释〔2004〕2号批复，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如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因为辩解是基于客观事实提出的法律解释，属于行使辩护权；而歪曲主观心态则是对事实本身的篡改。例如，驾车蓄意撞人者辩称“误踩油门”，或开枪杀人者辩称“枪支走火”，这种对故意罪过的否定，实质上是掩盖核心犯罪事实、减轻罪责的投案伪装，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8] 司法者应当考察被告人的陈述是否具有“客观诚实性”：只有在不掩盖、不歪曲行为逻辑链条的前提下，其法律评价上的抗辩才被允许。
2. “未在第一时间如实供述”情形下自首的认定
供述的时间性不仅反映了被告人的悔罪程度，更直接关乎司法资源的节约效率。判定供述是否及时，应当遵循“实质贡献原则”：
对抗压力下的交代：如果司法机关已掌握确凿证据，被告人在初次讯问时拒不交代，直到证据出示后、在法律震慑下才“挤牙膏”式供述的，因其未能体现出主观上的投案合意，且未能在查明事实中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不能认定为自首。如赵某朝故意杀人案[9]，被告人始终坚持“刹车失灵”的虚假陈述，直到目击证人证据形成闭环后才承认故意撞人，由于案件侦破完全依赖侦查机关的努力，其自首主张被依法驳回。
侦查发现前的交代：相反，如果被告人在投案初期虽有犹豫，但在司法机关掌握其核心犯罪证据之前能够如实供述，其供述对于锁定证据、寻找尸体或追回赃物起到了关键作用，客观上实现了节约司法资源的宗旨，仍应认定为自首。如张某元故意杀人案（第942号案例）[10]，张某元在第二次讯问中于警方掌握线索前主动交代并带路寻尸，这种“先于证据”的交付，体现了自首制度的本质功能，应予正面评价。
（三） 余罪自首的认定
余罪自首（准自首）旨在鼓励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或服刑罪犯揭开“隐漏罪行”。认定余罪自首的难点，在于界定所交代罪行是否属于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不同种罪行”。
1. 不同种罪行的法律与事实界分 “不同种罪行”并非简单的罪名互异，必须排除“选择性罪名”以及在法律或事实上具有“密切关联”的情形。
法律上的密切关联： 重点看犯罪要件的包容关系。例如，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被告人因受贿被查，主动交代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实施的滥用职权行为。由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本就是受贿罪的法定要件，且滥用职权往往是受贿的目的或手段，两者在法律评价上具有共生性，应认定为同种罪行，不构成自首。
事实上的密切关联： 重点看行为发生的逻辑规律。如果数个行为在日常经验中具有必然的因果衔接或手段目的关系，则不属于余罪。但在张某亭故意杀人、盗窃案（第718号案例）[11]中，张某亭交代杀人起因是“盗窃分赃不均”。虽然盗窃是起因，但在逻辑上，盗窃并不必然导致杀人，且司法机关掌握杀人案并不能推断出先前的盗窃事实。因此，盗窃罪作为独立的余罪，具有“线索突围”的价值，应认定为自首。
2. 认定余罪自首的刑事政策考量
司法者在裁量余罪自首时，应当秉持鼓励“深挖隐案”的政策导向。只要被告人交代的罪行是司法机关通过常规技术手段难以发现、且与已知罪行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独立评价意义的，都应当予以保护。这种分层评价机制，能够精准识别出哪些被告人是真正通过出让“隐秘信息”来换取从宽处理，从而在保障人权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刑事打击的穿透力。
立功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具有显著功利主义色彩的奖励性量刑制度。根据《刑法》第68条的规范意旨，立功是指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或者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等表现。从法理上审视，国家通过对立功者予以从宽处罚，旨在诱导犯罪分子实现从“对抗”向“配合”的心理转化，进而达成节约司法资源、精准打击隐秘犯罪、分化瓦解犯罪势力的治理目标。依据立功发生的时间节点，我国刑法体系将立功划分为量刑阶段的立功与刑罚执行阶段的立功。本节所深入探讨的，若无特殊说明，均指代在定罪量刑阶段对宣告刑产生调节作用的立功表现。
（一） 立功认定的审查要点
在司法审判实务中，立功的认定绝非仅凭一份检举信或一个破案结果即可达成。为了确保立功制度不被滥用为逃避法律制裁的投机工具，必须建立起一套严密的、涵盖“来源合法性”、“主体亲为性”与“结果实效性”的实质审查逻辑。
1. 立功线索来源的合法性标准
立功制度虽然隐含着功利主义的考量，但司法的首要价值必须锚定在正义性与程序合法性之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明确规定，立功线索的获取路径必须具备无可争议的正当性。司法机关坚决排除通过非法手段、违规渠道或利用特定职责获取的线索，以此防范被告人通过产生新的社会危害来折抵旧的罪责。
具体而言，法律设立了四道严密的“负面清单”：其一，严禁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犯罪信息。若允许此类行为构成立功，将导致量刑从宽沦为金钱交易或强权压迫的产物，严重冲击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其二，严禁被告人在被羁押后，利用与律师、亲友会见的机会，违反《看守所条例》等监管规定私下传递和获取线索。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监管秩序，更使会见制度异化为信息倒卖的窗口。其三，排除行为人利用以往查办犯罪的职务活动中掌握的存量信息。其四，排除从负有查办或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处私下获取的内幕线索。这种“喂线索”的行为本质上是司法权力的变相赎买，属于典型的公器私用。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在《最高人民法院自首、立功司法解释案例指导与理解适用》中评析的“吴某超故意伤害案”，被告人虽助警抓获同案犯，但因线索源于违规会见，丧失了合法性基准，最终不予认定为立功。[12] 此外，针对行贿与受贿等对向犯罪，行贿人交代受贿人的事实，因其属于如实供述本罪的必然内容，且线索源于贿赂这一非法前序行为，在法理上不具有构成立功的独立评价空间。
2. 立功主体的亲为性与悔罪态度体现
立功制度作为量刑优待，本质上是对犯罪分子“将功补过”态度的奖赏，因此立功主体必须具有严格的“亲为性”。这一要求旨在确认该积极行为确实出自被告人主观上改过自新的真实意愿。对于与被告人主观意志无关、纯粹由其亲友在案外独立实施的“立功”式行为，其社会正面价值应由社会舆论给予褒奖，而不能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减免。然而，在处理“亲友协助”的复杂场景时，司法评价应具备辨证思维。
当犯罪分子的亲友是应被告人的明确要求，去检举他人、提供线索或协助抓捕时，虽然客观行为由亲友实施，但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被告人回归法治社会的心理动向。曹某深等故意伤害案[13]中，曹某深在投案后委托家属动员同案犯自首。法院审理认为，尽管这种代劳行为在主体适格性上不符合立功的严格定义，不能给予法定的从宽认定，但其展现出的悔罪诚意与社会修复效果不可磨灭。因此，司法机关可以在宣告刑的裁量中，将其作为酌定从轻的情节予以考虑，从而在法理的严谨与政策的温情之间达成平衡。
3. 立功行为的实效性与因果关联判定
立功的认定最终必须收拢于“实效性”的闭环之中。这要求被告人的行为不仅要在形式上符合要求，更要在客观上对破案产生实质性、决定性的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昆明会议纪要）的相关精神，立功必须对抓捕其他嫌疑人起到“实质性协助作用”。这种实效性通常通过以下三个维度进行递进式审查：
首先，从形式维度看，立功线索必须达到“明确具体”的查证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后续《意见》第6条的规定，有效的线索必须能够清楚指明具体的犯罪事实，包含时间、地点、人物及主要情节。 泛泛而谈的猜测或含糊其辞的流言不足以启动司法调查。在“朱某顺受贿案”[14]中，被告人虽提及胡某可能受贿，但因无法提供任何具体支撑信息，其揭发被视为无效，无法认定立功。其次，从结果维度看，立功必须达成“查证属实”或“实际抓获”的硬指标。根据《意见》第5条与第6条，协助抓捕必须导致嫌疑人实际归案。即便被告人提供的坐标精准、配合诱捕的姿态积极，若由于侦查机关抓捕失误或不可抗力导致目标逃脱，由于缺乏最终的社会贡献，仍不能认定理功，仅能作为量刑时的酌定考虑。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要求立功行为与破案结果之间存在不可或缺的因果关联。这意味着必须是借助被告人提供的独家增量信息，才使得案件得以侦破。如果司法机关主要依靠自身的技术侦查手段（如监控研判、大数据轨迹）已然锁定目标，被告人的指认仅仅是“锦上添花”，则因缺乏实质贡献而不构成立功。韩某记等抢劫案[15]与“曲某宇等故意杀人案[16]均确立了这一准则：当警方在没有被告人指认或引导的情况下仍能必然识别并抓获同案犯时，该协助行为不具有实质价值。此外，根据《国家公诉人出庭指南（修订版）》的解释，若被告人仅检举了他人轻罪，而警方顺藤摸瓜发现了该人的重罪，因该重罪的发现属于侦查工作的延伸而非检举行为的直接因果，故仅构成一般立功。这种对因果逻辑的严密穿透，确保了每一份刑事奖励都能精确对应被告人的真实法理贡献。[17]
（二） 立功司法认定中的其他疑难问题
立功制度的设置不仅是为了破获案件，更是为了通过制度激励引导犯罪分子对社会价值进行补偿。然而，当揭发行为涉及被告人自身利益或特殊的到案时机时，如何平衡功利与公正，成为衡量量刑裁断质量的试金石。立功的认定不仅要审查线索的来源与实效，还需对揭发行为的性质、被检举人的责任状态以及立功的时间节点进行深度的法律评价。
1. 检举揭发针对本人犯罪行为的性质认定
关于犯罪分子揭发他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构立功，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支持者主张《刑法》并未对“他人犯罪”作限缩解释，且此类揭发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惩治犯罪、节约资源的作用；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纯属被害人的刑事控告，不应以立功论处。
我们坚持认为，此类行为不应认定为立功。检举揭发与刑事控告在功能与伦理上存在本质区别。首先，从功利主义价值考量，被害人为了维护个人利益通常具有强烈的控告意愿，法律无需通过立功制度额外激励。相比之下，检举与己无关的犯罪需承担“反目成仇”甚至被报复的风险，这种利他性贡献才具有补偿与激励的法理基础。其次，从公平原则出发，如果控告针对本人的侵害可换取减刑，将对那些未曾被侵害的犯罪分子产生机会不公。更深层的伦理悖论在于，普通公民行使控告权并无额外奖励，而实施了犯罪的人行使同样的权利却能获得刑罚减免，这显然违背了刑法惩罚犯罪的终极目的。因此，对此类行为的认定应恪守界限，防止立功制度沦为廉价的恩赏。
2. 被检举人刑事责任追究状况对立功的影响
犯罪分子提供的线索查证属实，但被检举人最终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时，是否影响立功的认定？这里需要严格区分“构成犯罪”与“追究刑事责任”两个层面的法理。
首先，立功的前提是他人行为必须在客观上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如果他人行为仅属行政违法（如单纯的吸毒行为）或因数额未达标而不构成犯罪，则由于缺乏立功的客体基础，不能认定为立功。其次，如果他人的行为已实质构成犯罪，但因法定事由——如《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经特赦令免除刑罚、超过追诉时效或者犯罪嫌疑人死亡等——而未进入审判程序或终止审理，这种程序性的阻却并不抹杀犯罪分子提供线索的实质贡献。即便被检举人具有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等免予追究的情形，只要线索查证属实并实现了司法控制，就不应影响对犯罪分子立功表现的定性。这种处理逻辑确保了立功认定关注的是“揭发事实”的价值，而非后续程序的完整性。
3. 立功主体“到案”时间的实质审查
《刑法》第六十八条虽未明文限定立功的时间，但将主体设定为“犯罪分子”，这在逻辑上预设了行为人已进入刑事评价流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自首和立功解释》）第五条，立功通常发生在犯罪分子“到案后”。这一限定旨在通过物理或拟制的人身控制，使行为人“将功赎罪”的意愿明晰化，防范制度滥用。
在对“到案后”进行理解时，应把握以下三点深度内涵。其一，到案不等于立案。刑事程序的启动往往与人身控制存在时差，被告人可能在立案前已被有关机关带走，此时其提供的线索同样具备立功条件。其二，投案或到案的对象应作广义解释，涵盖司法机关、党政组织、群众组织及所在单位。例如在职务犯罪中，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即应视为到案[18]。 其三，到案不以物理层面的绝对控制为唯一标准，而是看是否达成了“拟制控制”。如果证据证实犯罪分子已处于投案途中，或者在准备投案时应公安机关要求，通过电话联系并协助抓捕同案犯，这种在“准归案状态”下的配合行为，亦应根据实质正义原则解释为到案后的立功表现。
在“李某、李某东等故意伤害案”[19]中，这种动态的到案观得到了体现。被告人虽最初以“证人”身份配合，但其后的指认行为是在司法机关的安排与控制下完成的，这为处理复杂归案情境下的立功认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只有通过这种对“到案”概念的实质化理解，才能确保立功制度既能精准打击犯罪，又能充分调动行为人迷途知返的积极性。
在刑事辩护与审判实务中，自首与立功的认定往往处于证据链的末端，但其对量刑的调节力度却是决定性的。律师在处理此类情节时，应跳出法条的表面描述，聚焦于以下核心实务节点。
1. “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的辩诉博弈点
在判定“形迹可疑型”自首时，辩方应重点核查侦查机关在初始盘问时是否具备“特定化指向”。如果盘问记录显示民警仅是基于被告人神态慌张、深夜独行或携带管制刀具等宽泛因素进行的例行盘查，而未掌握任何足以锁定特定案件的线索，此时被告人的交代即具有“拓荒意义”。律师应当向法院强调，此时的怀疑是“臆断性”的，而非“事实性”的。同时，必须审视归案现场是否存在“人赃俱获”的排他性证据。若有关部门在盘问时已查获无法合理解释的涉案赃物，则应认定投案的主动性已被客观压力消解。这种对“证据压迫感”的实质化评估，是确定自首成立与否的实务分水岭。
（二） 立功线索“合法性”与“实质作用”的双重审查
针对立功情节，律师应警惕“投机性立功”的风险，严格核查线索的“产生路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通过贿买、违规会见或公职人员“喂线索”等方式获取的资料，即便查证属实，也绝无认定理功的余地。
此外，实务中常出现“协助抓捕不力”的争议。如果被告人已提供了精准的定位和协助，但因警方调度失误或不可抗力导致目标脱逃，律师应引用《量刑指导意见》中的公平原则，主张虽然不成立法定立功，但应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体现。同时，必须确保证明立功线索与破案结果之间存在“不可或缺的因果关联”。如果警方早已通过技侦手段锁定目标，被告人的指认仅具有“锦上添花”的陪衬作用，则不能获得量刑红利。这种因果力的穿透式核查，是律师维护量刑平衡的重要技术手段。
金某等组织卖淫案（指导性案例248号）
裁判要点 在取保候审期间，行为人为获得立功情节约购毒品并予以揭发的，属于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立功线索，不应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对于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原判认定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有误的，二审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一审判决存在的错误，但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王春明盗窃案---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能否认定为自首（第354号）
王春明经公安机关口头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法院认定，传唤不属于刑事强制措施，被告人接到传唤后自行到案，并未脱离监管且如实交代，体现了归案的自愿性与主动性，应视为“自动投案”，依法认定为自首。
杨永保等走私毒品案---仅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后即如实交代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第82号）
公安民警在机场候机厅巡逻时，仅因杨永保等三人神色紧张、举止反常而进行口头盘问。此时，警方尚未掌握其体内藏毒或参与犯罪的任何线索或实据。被告人在仅被视为“形迹可疑”时即如实交代罪行，其供述先于犯罪事实被发觉，具备归案的主动性，依法认定为自首。
刘长华抢劫案---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属于”形迹可疑”还是＂犯罪嫌疑＂（第704号）
巡警虽拦截了被追赶的刘长华并搜出水果刀、手套等物，但在被害人未报案、追赶者未作证的情况下，这些物品在法律上仍具有“正常生活用途”的解释空间，尚未转化为指向特定抢劫案的确定证据。刘长华在尚未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时主动供述，属于自动投案，依法认定为自首。
张芳元故意杀人案---如何区分”形迹可疑人” 与“犯罪嫌疑人＂（第942号）
判断“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的核心标准，在于司法机关掌握的客观证据是否已在行为人与具体罪案间建立起“直接、明确、紧密”的联系。本案中公安机关仅基于主观经验对存在关系的张芳元产生怀疑，在尚未确定被害人遇害、更未掌握任何犯罪实据的情况下，张芳元受盘问即主动交代并指引搜获尸体与工具，其供述先于证据发现，体现了归案的主动性与自愿性，依法认定为自首。
孟庆宝故意杀人案---作案后逃往他处自杀被救起后主动交待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第1212号）
判定“形迹可疑型”自首的关键，在于进行盘问的司法机关是否已依凭证据将行为人与具体案件建立起客观联系并确定其嫌疑人身份。本案中，孟庆宝作案后在外地投湖自杀被救起，现场民警对其杀人罪行并不知情，双方客观联系尚未明确，孟庆宝仍属于“犯罪事实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或仅因自杀行为被视为“形迹可疑”的人员；其在受盘问时即主动、如实交代杀人事实，体现了归案的主动性与自愿性，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
熊华君故意伤害案---现场待捕型自首的认定条件（第698号）
认定“现场待捕”为自动投案，核心在于行为人具备逃跑条件而自愿选择留在现场静候处置。行为人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并在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如实供述罪行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若系因伤重、被群众围困等客观原因无法逃离，或在现场受询时否认罪行、拒不配合的，不成立自首。
韩永仁故意伤害案---“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情形的具体认定（第1059号）
韩永仁虽然没有在现场看到他人报案，但结合案发现场情况，其有合理依据判断会有人及时报案，客观上有足够时间、条件逃跑而未逃跑，符合立法本意，应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赵迎锋故意杀人案---如何准确把握自首制度适用中“送亲投案”和“现场等待”等问题（第1455号）
赵迎锋杀人后自杀未遂，在明知他人报案的情况下留在现场等待抓捕并如实供述。法院认定，自杀行为虽主观上表现为以死逃避审判，但在客观上，被告人自杀未遂后并未逃离而是选择留在现场接受司法处置，符合“自动投案”的实质要件，依法认定为自首。然而，自杀体现出的悔罪程度有限，且鉴于其杀人手段残忍、后果达极致严重，自首及自杀情节均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依法仍判处死刑。
黄建忠危险驾驶案---如何认定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中的自首以及如何根据具体的自首情形决定对被告人的从宽处罚程度（第897号）
在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中，被告人明知他人报警后仍自愿留在现场等候警方处理（符合“能逃而不逃”情形），且到案后配合酒精检测、如实交代饮酒及驾车事实的，应认定为自首；在量刑时，应区分主动报警与留守现场的从宽程度，并结合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是否如实供述既往酒驾处罚记录及赔偿悔罪表现，综合决定从轻处罚的幅度。被告人主动报警的， 一般应当从轻处罚，其中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或者只造成轻微财产损失，没有人员伤亡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免除处罚。
赵春昌故意杀人案---如何认定“经查实确巳准备去投案”的自首（第476号）
犯罪嫌疑人在潜逃期间经亲属规劝明确表示同意投案，由亲属将该投案意愿告知警方并引导民警到场，且犯罪嫌疑人在约定地点（如家中）静候抓捕、归案时无抗拒行为并如实供述的，应认定其已将投案意愿转化为客观行动，属于“确已准备去投案”，依法成立自首。
徐勇故意杀人案---关于自首情节中“确巳准备去投案”的认定（第1078号）
认定“确已准备去投案”，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处于前往投案的位移途中。行为人明确表露投案意愿后，回家与亲属告别、交代家事，属于与投案相关的合理准备行为；即便在此期间因醉酒昏睡等客观意外导致投案中断并被抓获，只要其投案意愿具有明确性与连续性，且归案后如实供述，应依法认定为“自动投案”，成立自首。
张栓厚故意杀人案犯罪后由亲属送司法机关归案并在一审宣判前如实供述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第41号）
张栓厚杀人后由家属送交公安机关，到案后供述虽曾有反复，但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最终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法院认定，由亲属送往归案应视为自动投案；被告人只要在判决宣告前如实交代罪行，即满足自首的实质要件，依法应认定为自首并予以从轻处罚。
吴江、李晓光挪用公款案---职务犯罪中自首及协助抓捕型重大立功的认定（第709号）
在本案中，被告人李晓光在办案机关介入前，因单位业务检查发现异常而主动向单位负责人交代犯罪事实，反映出归案的自愿性，符合自动投案及如实供述的要求，认定为自首；其到案后虽未亲临现场，但通过电话指引侦查机关至主犯吴江住处将其抓获，该行为具有实质的协助抓捕属性，且抓获的吴江被判处无期徒刑（符合重大犯罪嫌疑人标准），认定为重大立功。法院综合自首、重大立功、全额退赃及被告人怀孕等情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体现了职务犯罪量刑中罪刑相适应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杨治山内幕交易案---如何理解内幕交易犯罪案件中的“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主要罪行” （第1019号）
杨治山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证监会行政调查阶段即如实交代了获取信息及交易细节。法院认定，内幕交易犯罪具有高度隐蔽性，行为人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前，向证券监管部门主动供述并自愿接受处理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只要供述涵盖了内幕信息的具体来源、非法获取时间及确凿的交易明细等定罪核心事实，即便其对行为主观性质存有辩解，亦符合“如实供述主要罪行”的法定要件，依法应认定为自首。
张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民营企业员工在本单位内控部门谈话期间交代受贿事实能否认定构成自首（第1543号）
由于企业内控部门不具法定调查职权，其谈话不具强制力且员工无配合义务，即便单位已掌握举报线索，只要被告人张某在具备逃匿空间时出于本人意志主动接受谈话、如实交代罪行并自愿置于单位控制下等待移交司法机关，即体现了归案的主动性与接受法律制裁的自愿性，符合自动投案的立法本意，依法应认定为自首并予以从宽处罚。
周某非法待有毒品案一一非法持有毒品者主动向公安机关上交毒品的，如何量刑（第1084号）
持有型犯罪一旦形成占有状态即告既遂，不具备向中止形态逆向转化的空间，故行为人主动缴毒投案应认定为自首而非犯罪中止；在量刑层面，认定自首条款中的“犯罪较轻”不应仅机械挂钩毒品数量，若被告人在司法机关发觉前主动上交全部毒品彻底消除了社会危害，且投案动机体现与毒品彻底决裂的真诚悔意，反映其人身危险性显著降低，即便持有量大且系毒品再犯，仍可实质认定为“犯罪较轻”并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刘某诉江某故意伤害案---自诉案件中的自首情节如何认定（第172号）
被告人江某虽以“受害者”和“报案人”身份将被害人扭送公安机关，但其如实陈述了自己击打他人的事实，实质上已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并承担法律后果；即便其当时主观上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或由于认识错误不认为构成犯罪，只要如实供述了主要行为事实且未逃避审查，仍应依法认定为自首。
陈德福走私普通货物案---犯罪单位的自首如何认定（第151号）
本案确立了单位可以成为自首主体，认定的关键在于投案行为是否出于单位意志并如实供述单位罪行；被告人陈德福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和主要决策者，在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罪行前主动交代单位走私事实，其行为代表了单位意志，依法应同时认定为单位自首与个人自首。
蒋某某开设赌场案---查获犯罪现场时，行为人因线索不足而被释放，后被通缉时自动归案的，如何定性（第1666号）
行为人在犯罪现场因线索不足被作为形迹可疑人员排查询问并释放后，虽曾采取伪装手段逃避侦查，但在其后被通缉期间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的，因其到案行为仍符合投案的主动性与自愿性本质，应当依法认定为自首，但鉴于其前期隐瞒事实导致司法资源浪费，认罪悔罪的彻底性与典型自首有所区别，量刑时对其从轻处罚幅度应从严把握，故法院对蒋某某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董保卫、李志林等盗窃、收购赃物案---投案动机和目的是否影响自首成立（第381号）
自动投案的认定不考察主观动机。无论出于真诚悔罪、畏惧惩罚或谋求轻判，只要客观符合投案要件即成立自首；动机差异仅在量刑环节作为决定从宽幅度的裁量因素。
张东生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具备自首要件，其亲属不配合抓捕的不影响自首的成立（第598号）
自首的成立取决于被告人自身的“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凡被告人客观符合自首要件，其权利即受法律保护，不因亲属不配合抓捕等外界干扰因素而丧失，亲属的行为后果不应归责于被告人。
王洪斌故意杀人案---到公安机关报假案与自动投案的区别应如何把握（第80号）
王洪斌杀人后虽主动到案，但编造虚假事实企图误导侦查，其主观意图在于掩盖罪行、转移侦查视线，而非自愿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属于逃避法律追究的“报假案”，不符合自动投案的实质要件，不认定为自首。
黄光故意杀人、诈骗案---打电话报警但未承认自己实施犯罪行为的是否认定为自首以及如何审查判断经鉴定属于被害人真实签名的保证书等书证的真实性（第1044号）
黄光报警仅陈述被害人死亡事实而隐瞒自身罪行，因不符合“如实供述”要件不认定为自首；对于被害人签名属实但内容逻辑违背常理的书证，应排除“签名真实即内容真实”的机械判断，在判定存在“先签名后填内容”等变造可能时，否定其证据效力。
周建龙盗窃案---向被害人投案的行为是否认定为自首（第437号）
周建龙盗窃后向被害人承认事实并出具借条，其主观意图在于“私了”以逃避刑事追究，而非自愿接受国家审查与裁判，因缺乏接受司法处置的本质要件，不认定为自首；但其承认罪行、退赔损失的行为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明安华抢劫案---子女进入父母居室内抢劫的能否认定为“入户抢劫”（第134号）
明安华进入其父母居室实施抢劫，因其作为子女基于家庭成员身份对该住所享有法定的进入权或居住权，该场所对其不具备“户”的排他性，不符合入户抢劫中“非法进入”的实质特征，故不认定为“入户抢劫”。犯罪后到公安机关了解案情不属于自动投案。
李国仁故意杀人案---杀人后主动报警表示投案，等待抓捕期间又实施犯罪的，能否认定为自首（第831号）
李国仁杀人后虽报警并在现场等候，但在警方到达前又实施新的暴力犯罪，其后续罪行实质上否定了前期报警投案的主观自愿性，反映出其并未真正、彻底地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其“自动投案”的效力因再犯罪行为被抵消，故不认定为自首。
吴某强奸、故意伤害案---行为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犯新罪而逃跑，被公安机关依法通缉后又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是否认定全案构成自首（第1081号）
吴某在取保候审期间犯新罪潜逃被通缉，后自动投案。法院认定，对于前罪，吴某已处于强制措施控制之下，其逃跑后再投案属于逃避审判的违约行为，不认定为自首；对于新罪，由于其在司法机关尚未实际掌控前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符合自首的法定要件。故应认定新罪构成自首，而非全案自首，实行数罪并罚。
潘平盗窃案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又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能否认定为自首（第1303 号）
潘平在盗窃案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后又主动投案。法院认定，取保候审属于刑事强制措施，被告人被采取取保候审即视为“已经归案”；其脱逃后再次投案，不属于“尚未归案”前的自动投案，而是逃避强制措施后的被动回归。这种违约后的再次投案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主动性，故不认定为自首。
庄保金抢劫案---犯罪嫌疑人一经传唤即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可否认定为自首（第59号）
庄保金在公安机关已掌握其部分作案线索并进行针对性传唤后，在审讯中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法院认定，传唤是基于公安机关已锁定的犯罪嫌疑而采取的调查措施，被告人到案系迫于法律震慑的被动归案，其行为缺乏“自动投案”的主动性与自愿性本质，不符合自首要件，依法仅认定为坦白。
刘兵故意杀人案---如何认定自动投案中的”形迹可疑＂（第465号）
判定“形迹可疑”的核心在于司法机关是否已依凭客观证据在行为人与具体案件间建立起直接、明确、紧密的联系；本案公安机关在刘兵交代前已搜获血衣等关键物证，使其作案可能性从“形迹可疑”升至“确定嫌疑”，刘兵在罪行败露压力下的供述不具备投案的主动性，依法不认定为自首。
张某等抢劫、盗窃案---接受公安人员盘问时，当场被搜出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后，才交代犯罪事实的，不视为自动投案（第702号）
公安人员盘问时发现张某右手受伤流血，且同行人员携带的一部手机来历不明，这些客观事实已使张某等人具有了明确的“犯罪嫌疑”，而非单纯的“形迹可疑”。张某是在当场搜出与犯罪有关的物品、面临罪行即将败露的压力下才交代事实，该供述缺乏投案的主动性与自愿性，属于被迫交代，故不认定为自动投案，依法不成立自首。
杨文博非法持有毒品案---因形迹可疑被盘查时发现持有可疑物品，在被带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如实供述了非法持有毒品事实的，是否成立自首（第1037号）
杨文博在盘查中被搜出“可疑白色晶体”后供述系冰毒。法院认定：警方搜获实物证物后，其身份已从“形迹可疑”升至确定的“犯罪嫌疑”，罪行已面临败露。此时的供述缺乏投案主动性，依法不认定为自首，仅属坦白。
闫光富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通知后到案，但在公安机关掌握部分证据后始供述的，不能认定为自首（第565号）
公安机关在闫光富交代前已通过技术手段在其轿车后备箱发现人血斑迹，使侦查视线从基于债务和反常行踪的“主观怀疑”上升为指向特定对象的“确凿嫌疑”；闫光富在物证已显现、罪行面临败露的压力下才供述罪行，不符合“受盘问即如实交代”的主动性要求，依法不认定为自首。
刘某、姚某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及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第755号）
办案机关在找刘某、姚某谈话前，已掌握了反映其挪用公款具体问题的客观线索，这些线索虽非直接证据，但已足以研判其涉嫌犯罪的性质和类型，使调查谈话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被告人在这种“针对性谈话”下交代了线索所指向的犯罪事实，由于其身份已由“一般被调查人”转化为“确定嫌疑人”，供述缺乏归案的主动性，依法不认定为自首。
杨金风、赵琪等诈骗案--自动投案的行为发生在犯罪嫌疑人被办案机关控制之后的是否成立自首（第880号）
投案行为必须发生在被办案机关实际控制之前；一旦被控制，其到案的自主性即行丧失，不属于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控制后，即便经允许临时脱离控制，其后按指令自行到案并如实供述的，仍属于被动归案的延伸，不认定为“自动投案”，不成立自首。
台州市黄岩恒光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周正友污染环境案---如何认定行政主管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案件中的自动投案（第1050号）
行政主管部门在联勤执法中具有“办案机关”属性，已经初步掌握了本案的犯罪事实，当事人在行政调查谈话阶段被动归案的，不能认定自动投案，即便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再次投案，亦不认定为“自动投案”。
王秋明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在案发后电话报警的行为是否成立自首（第525号）
被告人报警时未明确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且在警方到达现场后仍未主动交代，直至被排查锁定为嫌疑人后才如实供述的，因缺乏投案的主动性，不认定为自首。
尚娟盗窃案---明知他人报案而留在现场，抓捕时亦无拒捕行为，且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是否构成自首“能逃而不逃”的具体认定（第780号）
认定自动投案的核心在于投案的主动性，要求犯罪嫌疑人在未受物理约束、具备逃跑条件时自愿放弃逃离；若因被他人围困、看守等客观原因导致其实际上“逃不掉”而留在现场（不限于作案现场）的，因缺乏投案主动性，不认定为自动投案。
赵新正故意杀人案---如何认定”已准备去投案”和“正在投案途中＂（第811号）
认定“确已准备去投案”，要求行为人的投案意愿必须具有明确性、客观性与连续性。被告人赵新正虽有预先书写的自首材料，但在潜逃期间与警方通话时未明确表达投案意图，且在具备投案条件时仍处于藏匿状态直至被抓获的，应认定为其投案意愿尚未转化为实质性的归案行动，不属于“自动投案”，不成立自首。
吕志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案---如何认定“送亲归案“情形下的自动投案（第699号）
吕志明到案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虚假陈述开脱罪责、掩盖真相，试图通过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来表明自己“清白”并撇清涉案嫌疑，其行为不具备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符合自动投案的本质要求 。即便亲属在其同意下联系公安机关将其带走，若亲属与被告人均意在“辩白”而非“交付处置”，则不能视为法律意义上的“送亲投案”，依法不认定为自首 。
沈利潮抢劫案---行政拘留期间交代犯罪行为的能否认定自首（第468号）
侦查机关在已锁定重大犯罪嫌疑并进行讯问后，以刑事侦查为目的、通过行政拘留手段对嫌疑人实施实质人身控制的，被告人已丧失自动投案的时空条件；其在侦查压力下交代罪行且初始供述含有虚假成分的行为，不具备自首的主动性与如实性，依法不认定为自首，仅属坦白。
张杰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投案后未如实供述罪行但有抢救被害人情节的应如何处理（第42号）
在张杰故意杀人案中，针对被告人因家庭纠纷持菜刀砍击被害人颈部要害致其死亡，且在投案后作虚假供述但案发时有抢救被害人情节的定性与量刑问题，法院认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两个法定要件，被告人虽主动向警方承认作案，但到案后编造被害人持刀在先、自己系夺刀防卫等关键虚假情节以规避惩罚，属于为开脱罪责而进行的狡辩，故依法不认定为自首；但在量刑时，被告人杀人后拿毛巾捂住被害人伤口并请人呼救的行为体现了一定的悔罪表现，属于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且本案系由婚姻家庭矛盾引发，其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与严重危害治安的暴力犯罪有所区别，不宜认定为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罪行极其严重”之情形。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确立了在命案中区分“救人”与“狡辩”对量刑的叠加影响规则，体现了对死刑适用的审慎态度。
姚伟林、刘宗培、庄晓华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案---举报同案犯并如实交代自己参与共同犯罪事实的应否认定为自首（第66号）
行为人投案后如实供述参与共同犯罪的客观事实，即便基于主观意图（如辨称受骗、不明知）或法律性质（如辩解不构成犯罪）进行申辩，只要不隐瞒、不歪曲客观犯罪事实，不影响“如实供述”的认定，应依法认定为自首。
杜祖斌、周起才抢劫案---自动投案后没有如实供述同案犯是否构成自首（第255号）
在共同犯罪中，行为人自动投案后，必须如实供述所知的同案犯姓名、人数、分工及主要犯罪事实。若主观上故意隐瞒或为同案犯开脱，即便交代了本人的犯罪事实，亦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成立自首。被告人杜祖斌在作案后打“110”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等候公安人员将其抓获归案的行为，属于自动投案，可以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李吉林故意杀人案---如实供述杀人罪行后，又翻供称被害人先实施严重伤害行为的，能否认定为对主要犯罪事实的翻供（第705号）
李吉林杀人后虽报警投案，但在侦查后期及庭审中推翻初始供述，虚假辩称“系被害人先捅其两刀”且“在被害人死后才掐脖子”。最高法院复核认定：被害人是否存在严重过错以及具体的作案手段（是致命伤后补刀还是持续伤害），直接关系到犯罪性质的认定与量刑轻重，属于“主要犯罪事实”。李吉林对此类核心情节进行虚假辩解，不属于行使辩解权，而是属于不如实供述主要罪行，故最终不认定为自首，并依法核准死刑。
徐凤抢劫案---“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的理解和适用（第776 号）
接到吸毒人员定期尿检的通知后，自行前往公安机关，并主动如实供述其抢劫的犯罪事实，但在一审判决前翻供，不认定为自首。
喻春等故意杀人案---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何认定“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第926号）
在喻春等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喻威虽自动投案，但其在供述中否认持刀砍击被害人这一影响量刑的关键事实，且未能如实供述同案犯（其父喻春）的犯罪行为，并在纠集同案犯等重要情节上直至他人到案后才被迫供述，这种避重就轻且具有滞后性的选择性供述，反映出其主观上缺乏将自己主动交付司法监管的意愿，不符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法定要件，依法不认定为自首。
冯维达、周峰故意杀人案---行为人对其主观心态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的成立（第941号）
冯维达一直否认有故意杀人的主观心态与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其对主观心态的辩解（将故意辩解为过失）已经达到了否定案件事实的程度，属于未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不能认定其构成自首。
许涛故意杀人案---自动投案后将性质恶劣的故意杀人行为编造为相约自杀，能否成立自首（第1244号）
被告人许涛在故意杀人后虽自动投案，但其为逃避法律严惩，恶意将单方面预谋杀人的客观事实编造为性质迥异的“相约自杀”，该虚假供述涉及犯罪动机、案件起因及主观恶性等决定案件定性与量刑的核心事实。由于其对影响全案定性的关键情节进行了欺骗性重构，导致供述内容与客观真相产生本质背离，属于隐瞒主要犯罪事实，主观上缺乏归案受教的诚意，依法不认定为自首。
蒋文正爆炸、敲诈勒索案---余罪自首中如何认定”不同种罪行”和“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 （第703号）
在牵连犯情形下，判定“同种罪行”不应仅限于司法机关立案或判决确定的单一罪名，而应以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事实所对应的犯罪构成为准。被告人蒋文正为敲诈勒索而实施爆炸，其行为在法理上属于牵连犯，同时触犯了爆炸罪与敲诈勒索罪，司法机关在掌握该起爆炸事实时，已同时掌握了其涉嫌这两个罪名的罪行。蒋文正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交代了另外两起敲诈勒索余罪，因该余罪与已掌握的罪行属于同种罪行，不符合“如实供述不同种罪行”的法定要件，故依法不认定为自首，仅作为同种罪行酌情从轻处罚。
何荣华强奸、盗窃案---如何理解“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第411号）
被告人因盗窃被抓获后虽主动交代了强奸罪行，但因该强奸事实此前已被公安机关上网通缉并附有详细照片资料，且其同案人已向警方揭发了何荣华的真实身份及其强奸罪行，侦查机关通过通缉资料比对和线索核实完全能够锁定其人其罪，故该强奸罪应视为“司法机关已掌握”，不符合余罪自首的法定条件，依法不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其主动交代增加了认罪悔罪的客观表现，在量刑时应作为重要的酌定情节予以从轻处罚。
张敏贩卖毒品案---如何正确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第108号）
当公安机关已根据同案犯指引布控并现场搜缴到藏匿毒品，被告人随后的供认因该事实已处于司法机关掌控之下，不符合“尚未掌握”的要件，依法不认定为自首；且被告人在到案后期否认贩卖意图及既往犯罪事实，其供述具有反复性和虚假性，不符合“如实供述同种罪行”应具备的悔罪心态与稳定性要求，依法不予酌情从轻处罚。
赛黎华、王翼龙贩卖毒品，赛黎华非法持有毒品案---如何认定特殊自首中的同种罪行（第1348号）
在判定余罪自首时，不能机械地仅以罪名是否相同作为划分“同种”或“不同种”罪行的唯一标准。被告人（赛黎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非法持有毒品罪，虽然在形式上与已掌握的贩卖毒品罪罪名不同，但由于该持有的毒品实质上是前罪贩毒行为的交易对价（支付手段），二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存在密切关联，应实质性地认定为同种罪行。因此，该主动交代行为不符合余罪自首中“不同种罪行”的法定要件，依法不认定为自首。
彭佳升贩卖、运输毒品案---因运输毒品被抓获后又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贩卖毒品罪行不构成自首（第593号）
由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属于选择性罪名，各行为方式在法律上被视为性质相同的同类犯罪。被告人彭佳升在因运输毒品被抓获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贩卖毒品罪行，因“贩卖”与“运输”在法律上属于同种罪行，不符合余罪自首（准自首）中关于供述“不同种罪行”的法定构成要件，故依法不认定为自首。
杜周兵强奸、强制猥亵妇女、猥亵儿童案---行为人因涉嫌强制猥亵妇女到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猥亵儿童事实的，不构成自首（第984号）
认定“余罪自首”应穿透罪名形式，审查余罪与已掌握罪行是否具有密切关联。本案中，被告人主动交待的“猥亵儿童罪”与已掌握的“强制猥亵妇女罪”虽罪名不同，但因两者在法律上（构成要件相近、主观动机相同）及事实上（犯罪手段一致、时间地点连贯、对象选择具有概括性）存在密切关联，应实质性认定为“同种罪行”，依法不认定为自首。
张春亭故意杀人、盗窃案---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案发起因构成其他犯罪的，是否属于自首（第718号）
被告人张春亭因涉嫌故意杀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潜入现场欲行盗窃的犯罪事实。虽然该盗窃行为是故意杀人的“案发起因”，但在法律上，盗窃与故意杀人属于不同种罪行，且盗窃行为具备独立的定罪量刑价值，不属于杀人罪的组成部分或不可分割的细节。由于该交代使得司法机关得以破获尚未掌握的独立罪行，依法应认定被告人对盗窃罪具有自首情节。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自首与对其是否从宽处罚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对符合自首构成条件的，应当依法认定。即使认定自首，也可以不从宽处罚。
汪某故意杀人、敲诈勒索案一一如实供述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在事实上密切关联的，不构成自首（第747号）
被告人汪某因涉嫌敲诈勒索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虽主动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故意杀人罪行，但由于该敲诈行为是利用杀人导致的被害人失踪状态而实施，二者在时间、空间及因果逻辑上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属于事实上密切关联的犯罪；被告人在如实供述已掌握的敲诈犯罪时，有义务一并交代作为其前提事实的杀人细节，故该供述本质上是履行如实回答义务而非交代“独立余罪”，依法不认定为自首，但可按坦白从轻处罚。
孟令廷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主动如实供述本人真实身份及所犯不同种余罪的，能否认定为自首（第963号）
被告人孟令廷杀人潜逃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因犯新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虽主动交代真实身份及前罪，但由于其所犯前罪早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依法应视为司法机关“已掌握”；且其所冒用的亲属身份具备明确的查证线索，使用化名并未对机关通过正规途径掌握其身份及余罪构成实质障碍，故该交代行为不符合余罪自首中“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要件，不认定为自首，仅认定为坦白。
蔡勇、李光等故意伤害、窝藏案---被窝藏人主动供述他人窝藏犯罪的不能认定为立功（第223号）
立功所揭发的罪行须为与本人违法犯罪无关的他人罪行，而窝藏罪系由被窝藏者的先行犯罪及逃匿行为所诱发，二者具有必然的关联性与因果关系；被窝藏者实质上是窝藏犯罪的制造者与参与者，其交代行为属于如实供述自身犯罪及逃亡情节的范畴，若认定为立功将诱使犯罪分子通过制造更多关联犯罪来换取减刑红利，严重违背立功制度的立法本意。
张才文等抢劫、盗窃案---检举本人与他人共同盗窃中他人超出犯意致人死亡的行为是否构成立功（第1225号）
被告人张才文到案后，检举其在参与共同盗窃过程中，同案犯杨有军超出共同犯意实施的致人死亡行为（实行过限），虽然张才文对该过限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但由于该行为发生在共同犯罪实施过程中，与共同犯罪事实具有法律和事实上的密切关联，属于被告人如实供述共同犯罪事实时应当交代的范围。因此，该检举行为不属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依法不认定为立功，仅构成坦白。
杨彦玲故意杀人案---如实供述自己所参与的对合型犯罪中对方的犯罪行为，不构成立功（第714号）
犯罪分子如实供述自己所参与的对合型犯罪中对方的犯罪行为（如买卖作案工具）不认定为立功，理由在于该供述属于如实交代自身犯罪动机、手段及预备细节的法定义务，且线索与本案事实具有必然的关联性与对合性，不属于揭发独立的“他人犯罪”，在线索来源上不具立功的正当性，依法仅构成坦白。
吴灵玉等抢劫、盗窃、窝藏案---揭发型立功中“他人犯罪行为＂的认定（第499号）
连累犯揭发基本犯是否构成立功，应以其犯罪构成是否“涵摄”基本犯的具体罪行为判准。对于窝藏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仅要求“概括性明知”的连累犯，行为人主观上只需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即可，其到案后揭发被窝藏人具体抢劫犯罪事实的行为，超出了如实供述自身窝藏罪行的法定范围，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依法应认定为立功。
刘凯受贿案---因受贿案发后又主动交代用受贿款向他人行贿事实，使其他贿赂案件得以侦破的，是否构成立功（第1018号）
被告人因受贿到案后，主动交代用受贿款向他人行贿并使该受贿案破获的行为，应认定为行贿罪的自首，而非原受贿案的立功。其逻辑在于：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如实供述行贿事实必然包含揭发受贿方，该揭发行为属于行贿罪自首的必要组成部分；既然该行为已在行贿罪层面获得评价（如本案中因追诉前主动交代而获得行贿罪不起诉），若再在受贿案中认定为立功，则属于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
康文清贩卖毒品案---案发前，行为人检举揭发他人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根据该线索查获系行为人自己实施犯罪的，是否构成立功（第934号）
因吸毒投案但隐瞒贩毒罪行不构成自首，且检举他人行政违法行为导致自身罪行败露不构成立功；其法理在于自首须以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为前提，而立功的对象必须是刑事犯罪且其效用须体现为协助侦破“他人”案件，查获自身罪行不具备立功制度“将功折罪”的实质效用。
金楚等组织卖淫案---在取保候审期间，行为人主动约购毒品并予以＂检举揭发”，能否认定为有立功表现（第1504号）
行为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为了立功而主动约购毒品并予以“检举揭发”的行为不认定为立功。其法理在于：立功对象应为检举时已存在或已实施的犯罪，而非由行为人主动诱发、恶意“制造”的增量犯罪；该行为在程序上违反取保候审规定，在实质上增加了毒品流转的社会风险，违背了立功制度节约司法资源、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且有违“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公平正义原则。
刘哲骏等诈骗案---积极救助同监室自杀人员的能否认定为立功（第1216号）
被告人在羁押期间积极、有效救助同监室自杀人员的行为，属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符合立功制度关于减小人身危险性与增加社会效益的本质特征，依法应认定为立功并予以从宽处罚。
沈同贵受贿案---阻止他人犯罪活动，他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的阻止行为仍构成立功（第707号）
“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立功不以他人最终构成犯罪为前提；其法理在于，“犯罪活动”是指客观上具备社会危害性且符合犯罪构成客观要件外在表现的行为，并不受主体刑事责任能力（如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或法定免责事由的限制；被告人当场制止未成年人实施数额巨大的盗窃行为，及时保护了受侵害法益并体现了积极的悔罪态度，依法应认定构成立功。
王奕发、刘演平敲诈勒索案---“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立功情节的具体认定（第706号）
“协助抓捕型”立功的实质要件在于行为人是否超越了如实供述的法定义务，为抓捕创造了直接、有效的条件。被告人刘演平归案后，不仅提供同案犯联络方式，更按照公安机关安排以诱骗手段将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并当场指认，该行为有效降低了抓捕成本、提高了侦查效率，符合《意见》关于“诱捕”与“指认”的规定，依法应认定为立功；若仅提供犯罪中掌握的联络方式而无后续配合抓捕行为，则仅属坦白。
胡国栋抢劫案---自首后主动交代获悉的同案犯的关押场所并予以指认的，构成立功（第711号）
“协助抓捕型”立功需以提供“增量信息”并产生“实质作用”为判准。被告人在自首后，不仅交代了同案犯的基本身份，还提供了司法机关无法通过正常工作程序掌握的、该同案犯因他案已被关押在同一看守所的精确线索并予以指认；由于该线索对锁定并查获一直隐瞒罪行的同案犯起到了关键的协助作用，超出了如实供述共犯事实的法定义务范围，依法应在自首之外另行认定为立功。
江彬、余志灵、陈浩保险诈骗、诈骗案---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但并未当场抓获的，能否认定有立功表现（第1365号）
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虽未当场捕获，但只要被告人的协助行为与抓捕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且起到实质作用，仍应认定为立功。其法理在于：首先，被告人提供的同案犯在案发后迁入的新租住地不属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必要范畴，具备“增量信息”价值；其次，立功的认定不以“当场抓获”为绝对要件，只要由于被告人的指认使得公安机关无需另行排查即可在次日顺利实施抓捕，该行为即实质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符合立功制度的功利目的。
陆晔、茅顺君、石国伟抢劫案---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未果后电话劝说自首的是否属于有立功表现（第331号）
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未果后，通过电话劝说同案犯投案的行为应认定为立功。其法理在于：立功的认定核心在于被告人的行为对促使同案犯到案是否确实起到了实质性的协助作用；被告人先前的“带捉”行为与后续的“电话劝说”具有连续性，且劝说行为与同案犯最终到案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协助抓捕的具体表现，不能因同案犯的行为构成“自首”而否定被告人“立功”的成立。
陈佳蛛等贩卖、运输毒品案---协助司法机关稳住被监控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立功（第438号）
已归案的犯罪分子协助公安机关通过打电话“报平安”、虚假订购等方式，稳住已被技术监控但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同案犯，防止其因察觉风险而逃匿，从而确保抓捕顺利完成的，应当认定为协助抓捕型立功；若协助抓获的是可能判处死刑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应依法认定为重大立功。其法理在于：监控不等于实质控制，被告人的“稳住”行为对排除逃匿风险、确保抓捕成功具有不可替代的实际作用。
朱莎菲贩卖毒品案---被告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但同案犯未被作为犯罪处理的，能否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第1036号）
认定“协助抓捕型”立功的核心不在于被抓捕人最终是否受到刑事追究，而在于其行为是否客观上构成了犯罪且事实已被查证属实；被告人朱莎菲主动交代并按照安排约见、指认代购毒品的同案犯张志超，虽公安机关以“交易已受控”为由未对张氏作犯罪处理，但因张氏明知他人贩毒而代购的行为在法律上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共犯，朱氏的协助行为有效降低了侦查成本并体现了悔罪意愿，依法应认定构成立功。
李久刚集资诈骗案---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向同案犯转达司法机关投案通知不构成立功（第1479号）、
被告人受司法机关指派向同案犯转达投案通知、同案犯随后主动投案的行为不构成立功。其法理在于：协助抓捕型立功需满足实质性与不可替代性，应能为司法机关直接“抓获”嫌疑人创造必要条件；单纯的“传话”行为对同案犯的投案意志不具强制力，同案犯系基于自由意志选择归案而非被动落网，该行为不属于司法解释中“将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抓获的情形，未产生节约侦查资源的实质贡献。
刘伟等抢劫案---带领公安人员抓捕同案犯，未指认同案犯及其住处的，不认定为立功（第712号）
认定“协助抓捕型”立功需具备实质性的协助作用。被告人虽交代了同案犯的姓名、住址及体貌特征，并带领公安人员前往抓捕地点，但若相关信息已由其他同案犯先予交代，且在抓捕现场被告人未能指认具体房间或嫌疑人，最终抓捕系依靠当地警方和相关人员（如旅店负责人）协助完成的，则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如实供述共同犯罪事实的坦白范畴，因其未在抓捕中起到关键、实质的协助作用，不认定为立功。
张杰、曲建宇等故意杀人案---虽然现场指认同案犯，但对抓捕未起到实际作用的，不构成立功（第1259号）
协助行为应是公安机关顺利抓获嫌疑人的关键因素，而非可有可无。被告人曲建宇虽然在现场指认了同案犯张杰、王国兴，但鉴于当时警方已接报案封锁现场、尸体就在嫌疑人车内且现场并无他人，指认行为对抓获不具有实质协助价值，故不构成立功；同时强调，提供案前已知的同案犯基本情况属于坦白，只有带领公安抓获尚未掌握下落的同案犯才属于起实际作用的立功。
韩传记等抢劫案---提供同案犯的藏匿地点，但对抓捕同案犯未起到实质作用的，是否构成立功（第720号）
被告人到案后虽提供了同案犯的藏匿方位，但若公安机关在此之前已通过技术侦查手段锁定了同案犯的行踪并已展开围堵排查，被告人的供述仅起到缩小范围、加快进度的辅助作用，而非抓捕成功的决定性或不可替代原因，则该行为属于如实供述同案犯基本情况的坦白范畴，不认定为立功。
李虎、李善东等故意伤害案---故意隐瞒自己参与共同犯罪的事实而以“证人“身份按照司法机关安排指认同案犯的行为是否构成立功（第1125号）
共同犯罪人故意隐瞒罪行并以“证人”身份协助指认同案犯的行为不构成立功；其法理在于，立功作为一种“将功赎罪”的刑罚奖励制度，在时间上必须满足“到案后”的法定要件（即人身自由受司法机关控制或自愿置于控制之下），被告人在指认时身份尚未转化为犯罪嫌疑人，主观上仍处于隐瞒真相、逃避追究的状态，缺乏赎罪意愿，不符合立功制度的形式与实质要件。
张令、樊业勇抢劫、盗窃案---协助抓获盗窃同案犯，该同案犯因抢劫罪被判处死缓， 能否认定为重大立功（第614号）
认定“重大立功”不仅要考察客观结果，还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被告人张令因盗窃被抓后，仅供述了与樊业勇共同盗窃的事实并协助抓获樊，主观上并未揭发、且在内心意志上反对司法机关发现两人共同实施的抢劫杀人重罪。在协助抓捕时，樊业勇仅被视为盗窃嫌疑人（非重大嫌疑人），虽然樊最终因抢劫罪被判处死缓，但该重罪结果并非基于张令的协助意愿或提供的线索所查获，故张令的行为仅构成“一般立功”，而非“重大立功”。
谢茂强等强奸、奸淫幼女案---行为人既实施了强奸妇女的行为又实施了奸淫幼女的行为应如何定罪（第178号）
检举内容与被检举人实际罪行“错位”时立功等级的认定标准。被告人仅检举了他人较轻的犯罪事实，虽司法机关在查证过程中通过被检举人的交代或自行侦查又发现了该人更重大的罪行，但由于重大罪行的发现与被告人的检举行为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且超出了被告人的主观认知与检举范围，故被告人的行为仅构成一般立功，不认定为重大立功。
王志勤贪污、受贿案---余罪自首的证据要求与证据审查（第695号）
在自首认定上，法院不能仅依赖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必须穿透审查纪检监察机关的原始谈话笔录与立案时间线；若办案机关已掌握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仅是如实供述，不认定为自首；但若如实供述了不同种类的隐蔽罪行（如贪污调查中交代受贿），则构成自首。在立功认定上，判定“重大立功”的依据是所揭发罪行在客观实效上是否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而非仅看该罪名的法定量刑上限，若被揭发人实际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揭发人仅构成一般立功。
胡俊波走私、贩卖、运输毒品，走私武器、弹药案---毒品犯罪案件中如何具体认定立功情节以及如何把握基于立功情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界限（第801号）
毒品犯罪中立功认定的因果性、独立性与对等性原则。在认定上，被告人如实供述与本案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的同案犯及其罪行（如共同运输的枪支去向），属于如实供述义务范畴，不认定为立功；唯有协助抓捕处于产业链条中、无共同犯罪故意的“上、下家”方可认定立功。在量刑上，确立了“功是否足以抵罪”的实质审查标准：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主犯、职业毒贩，若仅协助抓获层级较低的“马仔”或从犯，属于功不足以抵罪，依法不予从轻处罚。
张树林等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对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罪行极其严重的被告人如何量刑（第540号）
被告人张树林协助抓获了携带10余公斤冰毒的上线，构成了重大立功，但因其系毒品犯罪的组织者、指挥者（毒枭），且贩卖海洛因及冰毒数额特别巨大（均超10公斤），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极深，其重大立功表现尚不足以抵销其极其严重的罪行。在死刑复核中，法院认定“功不足以抵罪”，依法核准其死刑。
吴乃亲贩卖毒品案---罪行极其严重，虽有重大立功，但功不抵罪，不予从轻处罚（第541号）
被告人吴乃亲贩卖海洛因数量巨大（6780克）且纯度极高，系毒品源头主犯。尽管其在二审及死刑复核期间检举揭发了绑架、贩毒、抢劫三起案外犯罪并查证属实，构成了三项一般立功，但法院认定：毒枭因掌握大量犯罪信息，获取立功相对“容易”，且在其下线多名被告人已被执行死刑的情况下，若对其因一般立功而免除死刑，将导致量刑严重失衡。最终认定其“功不足以抵罪”，依法核准死刑。
刘群、李国才抢劫、诈骗案---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一般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第289号）
被告人归案后供述司法机关不掌握的同种罪行（抢劫）属坦白，供述不同种罪行（诈骗）属自首，检举他人重大罪行经查证属实属重大立功。尽管被告人抢劫致二人死亡、数额巨大，罪行极其严重，但由于其同时具备自首、坦白及重大立功表现，表明其主观悔罪意愿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基于“少杀、慎杀”的政策要求，对于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尤其是重大立功）的犯罪分子，一般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王宪梓故意杀人案---亲属主动报案并带领民警抓获被告人的如何量刑（第1223号）
对于犯罪嫌疑人亲属主动报案并带领民警将其抓获，且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的情形，虽然因犯罪嫌疑人缺乏投案的主动性而不认定为自首，但应将其作为重要的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在量刑时，应充分肯定亲属辅助抓获行为在及时止损、节约司法资源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体现法律对“大义灭亲”行为的鼓励。特别是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除罪行极其严重外，一般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田成志集资诈骗案---亲属提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能否认定自首（第464号）
被告人田成志在潜逃期间，虽由其亲属向警方提供其可能藏匿的酒店及电话等方向性线索，但因侦查机关仍需通过核实酒店总机、查询住宿登记等侦查手段方能最终锁定并将其抓获，其到案系侦查工作开展的自然结果而非其本人主观意愿的交付，依法不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其直系亲属在巨大的人伦压力下主动提供关键线索协助抓捕，客观上节约了司法资源并具有鼓励“大义灭亲”的社会效应，法院据此将其作为重要的酌定情节给予从轻处罚，实现了刑事政策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马良波、魏正芝贩卖毒品案---被告人提供的在逃犯的藏匿地点与被告人亲属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该人的实际地点不一致的，能否认定为立功（第539号）
立功必须同时具备“主体亲力性”与“线索实效性”。若被告人提供的在逃犯藏匿地点不准确，最终抓获系由其亲属通过其他线索或途径协助完成，因被告人本人的行为与抓捕结果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和实际效用，依法不认定为立功；但考虑到亲属“代为立功”客观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且具有社会积极意义，在死刑复核等量刑环节，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予以考量，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田嫣、崔永林等贩卖毒品案---犯罪分子亲属代为立功的能否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第414号）
立功必须由犯罪分子本人实施，纯粹由亲属独立完成的检举、抓捕行为，不符合立功的“亲力性”特征，不构成法定立功。在量刑效果上，“代为立功”虽非法定从轻情节，但作为亲属协助司法、分化犯罪的积极表现，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然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数额巨大的毒品主犯，即使存在酌定情节，仍可根据“功不抵罪”原则不予从轻。
李梦杰、刘辉贩卖毒品案一立功等从轻处罚事实的认定是适用严格证明标准还是优势证明标准（第1035号）
对于认定被告人有罪及从重处罚的事实，必须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证明标准；而对于立功、自首等有利于被告人的从轻、减轻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优势证明标准”。若被告人的辩解与同案犯供述能够相互印证，且证明力明显优于公安机关出具的但缺乏证据支撑的“情况说明”，法院应当基于盖然性优势认定立功情节成立。
石敬伟偷税、贪污案---被羁押期间将他人串供字条交给监管人员，对进一步查证他人犯罪起了一定的协助作用，虽不认定为立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第710号）
被告人石敬伟在羁押期间将同监犯用于串供的字条交给监管人员，虽客观上促使他人如实供述，但由于该案此前已通过当场抓获和缴获毒品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侦破”，石的行为属于案发后的“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未达到“提供重要线索”或“具有其他突出表现”的法定标准，故不认定为立功；但鉴于其行为节约了司法资源并承担了一定人身风险，应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予以肯定。
梁国雄、周观杰等贩卖毒品案---为贩卖毒品者交接毒品行为的定性及自首、立功的认定问题（第373号）
受雇为买方或卖方交换毒品或毒资的，不论是否参与议价，均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共犯且通常认定为主犯；在自首认定上，贯彻“宜宽不宜严”原则，被告人协助诱捕时即便脱离公安控制，只要最终能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仍应认定为自首；在立功认定上，即使未能抓获同案犯，但通过提供线索使司法机关查缴巨量毒品、防止危害扩大的，应认定为具有“其他重大贡献”的重大立功。
梁延兵等贩卖、运输毒品案---如何认定被告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问题（第249号）
协助抓捕同案犯中“提供线索”与“如实供述”的界限。被告人交代同案犯不为司法机关掌握的藏匿下落（如非约定的亲属住处），虽属于如实供述的一部分，但因其对抓获同案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作用，且该下落并非犯罪事实本身的组成部分，依法应认定为立功；同时，立功的评判标准在于线索的真实性、清晰度及实际抓捕效果，而非被告人是否亲自带领公安人员前往，若协助抓获的同案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应认定为重大立功。
汪光斌受贿案---没有利用查禁犯罪职责获取的线索可以构成立功（第607号）
具有查禁犯罪职责的特定身份人员认定立功的边界。在信息实效上，即便检举的藏匿地点是公安机关已知的户籍地，只要该信息使公安机关从“抓捕未果、线索中断”转为“目标明确、实际抓获”，即具有刑事价值上的因果关系；在身份限制上，负有查禁职责的人员并非绝对排除立功，只要其获取线索的来源是基于非职务途径（如亲友交往、私人生活），而非利用职权便利或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依法应认定为立功。
霍海龙等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劝说、陪同同案犯自首的，可认定为立功（第708号）
被告人劝说并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为应认定为立功。其法理在于，该行为不仅体现了被告人深刻的认罪悔罪态度及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且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方面比“协助抓捕”更具实质有效性；在法律适用上，为避免与同案犯“自首”情节产生逻辑矛盾，该行为应归属于《解释》第五条中的兜底条款，即“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依法应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魏光强等走私运输毒品案---提供线索并协助查获大量案外毒品，但无法查明毒品持有人的，是否构成立功（第753号）
犯罪分子到案后提供线索协助查获大量案外毒品，即便因客观原因无法抓获毒品持有人，仍应认定为立功。其法理在于，缴获巨量毒品实质上排除了重大的社会法益危害，从源头上阻断了潜在的严重毒品犯罪，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若查获的毒品数量足以使潜在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则应认定为重大立功。
杜益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共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被告人如实供认公安机关没有掌握的其致人死亡的关键情节，是否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第459号）
被告人虽被动抓获不构成自首，但其到案后在证据尚不能查明具体责任的情况下，主动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由其本人实施致人死亡关键打击的核心情节，使原本难以定案的共同犯罪责任划分得以明确，客观上体现了深切的悔罪意愿并大幅节约了司法成本；司法机关应当将此类“交代关键情节”的行为作为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幅度较大的从轻处罚，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及鼓励被告人如实供述的刑事政策。
冯绍龙等强奸案---被告人亲属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不认定为立功（第713号）
被告人亲属为使其获得宽大处理，根据被告人提供的线索自行打听、跟踪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因该协助行为并非被告人本人亲自实施，且被告人最初提供的线索不具确定性，依法不认定为被告人的立功表现；但考虑到亲属行为客观上节约了司法资源、有益于社会，在量刑时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予以考量。
曹显深、杨永旭、张剑等故意伤害案---被告人投案后委托家属动员同案人投案的能否认定为立功（第1170号）
曹显深在未提供同案犯具体藏匿地点的情况下，仅通过家属进行私下规劝，既非由司法机关安排，也未向司法机关提供关键抓捕信息，不符合“协助抓捕型”立功的法定要件，但可作为悔罪表现予以酌情从轻处罚。
[1] 参见刘某华抢劫案--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属于“形迹可疑”还是＂犯罪嫌疑＂（第704 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0 集），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69~75 页。
[2] 参见张某等抢劫、盗窃案--接受公安人员盘问时，当场被搜出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后，才交代犯罪事实的，不视为自动投案（第702 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0 集），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52~61 页。
[3] 参见吕某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案一如何认定“送亲归案“情形下的自动投案（第699 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0集），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 第29~35 页。
[4] 参见赵某锋故意杀人案—如何准确把握自首制度适用中“送亲投案”和“现场等待” 等问题（第1455 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30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 年版，第62~68 页。
[5] 参见韩某仁故意伤害案－“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情形的具体认定（第1059 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2 集），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32~36 页。
[6] 参见赵某正故意杀人案一一如何认定“确已准备去投案”和“正在投案途中＂（第811 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9 集） ， 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24~28 页。
[7] 陈兴良 主编：《刑法总论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840页。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法释〔2004〕2号）。该批复确立了“事实如实陈述、性质允许辩解”的实务原则。
[9] 参见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 冀05 刑初36 号刑事判决书。
[10] 参见张某元故意杀人案--如何区分”形迹可疑人”与“犯罪嫌疑人＂（第942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96 集），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37~42 页。
[11] 参见张某亭故意杀人、盗窃案--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案发起因构成其他犯罪的，是否属于自首（第718 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1 集），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20~25 页。
[12]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编著：《最高人民法院自首、立功司法解释案例指导与理解适用》，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233页。
[13] 参见曹某深、杨某旭、张某等故意伤害案--被告人投案后，委托家属动员同案人投案的，能否认定为立功（第1170 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8 集），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39~45 页。
[14]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自首、立功司法解释案例指导与理解适用》，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191~197 页。
[15] 参见韩某记等抢劫案--提供同案犯的藏匿地点，但对抓捕同案犯未起到实质作用的，是否构成立功（第720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1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第39~40 页。
[16] 参见张某、曲某宇等故意杀人案--虽然现场指认同案犯，但对抓捕未起到实际作用的，不构成立功（第1259 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14 集），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59~64 页。
[17]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厅编：《国家公诉人出庭指南（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23 年版，第627~628 页。
[18]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自首、立功司法解释案例指导与理解适用》，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4~250 页。
[19] 参见李某、李某东等故意伤害案一一故意隐瞒自己参与共同犯罪的事实而以“证人“身份按照司法机关安排指认同案犯的行为是否构成立功（第1125号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5 集），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6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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